持续性负面思维，即反刍思维，可能源于情感挑战，并在个体向成年期过渡的过程中阻碍其心理健康发展。由于反刍思维具有多面性，它可呈现多种不同的反应风格，这些风格在表现形式、严重程度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上均存在差异。然而，其前瞻性的表型特征至今仍未明确。纵向研究设计是区分不同反刍反应风格的理想方法，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因其设置能够自然诱发个体的反刍特质，在此类研究中尤为适用。该研究基于IMAGEN队列中595名参与者分别在18岁和22岁采集的数据，包括反刍思维与精神病理学的自评问卷以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数据。该研究采用独立成分分析，为每位参与者每次检测session表征了八个单一的静态静息态功能网络，并进一步进行了动态分析，以捕捉整个扫描过程中功能网络随时间的变化。随后，该研究通过纵向中介分析，探讨了这些网络在三种反刍反应风格（反思性反刍、沉浸性反刍、抑郁性反刍）的变化与内化症状及共病外化症状变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2 材料和方法

2.1 数据收集

所有数据均来自IMAGEN研究项目（https://imagen-project.org）。该项目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多中心纵向研究，采用3T磁共振成像技术，以14岁的社区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在三次间隔四年的磁共振检测中收集了约2000名青少年的神经影像、心理社会及遗传学信息。

从IMAGEN样本中，该研究最终纳入了595名参与者，其性别分布不均衡（女性占59%，卡方值=19.35，p < 0.001）。这些参与者在第二次（18.9±0.7岁）和第三次（22.4±0.6岁）访视时接受了检测，文中分别将其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磁共振session。该样本量（N > 337）为在IMAGEN数据库中利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检测脑行为效应提供了足够的统计效力。

尽管参与者此前健康状况良好，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session中，分别有23名和29名参与者根据“发展与幸福感评估”（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ssessment）工具达到了重度抑郁症的操作化标准。该研究并未将这些个体排除，因为仅有五人在两次session中均表现出重度抑郁症状。

IMAGEN联盟采用统一harmonized的采集协议：解剖数据使用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序列（MPRAGE）（TR/TE：2300/2.93 ms；TI：900 ms；FA：9°；体素：1×1×1 mm）；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采用BOLD对比（TR/TE：2200/30 ms；FA：75°；40层并行采集；脂肪抑制；体素：3.4×3.4×2.4 mm；体积数：187）。在静息态扫描过程中，受试者被要求放松、尽量保持不动并闭上眼睛。

该研究已获得所有参与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中涉及人体对象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在各研究中心，均以受试者的母语完整说明研究内容后，获得了所有参与者的书面知情同意。

2.2 心理评估

RRS问卷：随后，由参与者完成自评版反刍思维量表（RRS）。该量表包含22个条目，采用4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定。该研究基于先前已发表的一项因子分析，考虑了三种反刍思维反应风格（RRSs），包括两个5条目的结构（该研究称为“反思性反刍”和“沉浸性反刍”）以及一个12条目的结构（称为“抑郁性反刍”）。反思性反刍指一种自我分析的持续性认知，其结果取决于问题解决的决断性；沉浸性反刍则指一种持续性的自我批评反应，通常被认为具有纵向的适应不良性；最后，抑郁性反刍以反复出现的负面思维为特征，常预示内化症状的出现。

2.3 强度和困难（SDQ）问卷

此外，参与者还完成了自评SDQ问卷的成人版本，这是一个基于3点李克特量表的25项筛查工具，用于评估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症状。在该研究中，根据之前的因子分析，考虑了SDQ的两个量表，即“内化”和“外化”症状。对于每个SDQ量表，将所有项目（内化：情绪+同伴子量表；外化：多动+品行子量表）的分数直接相加，得到每位受试者每次会话的单个分数，随访分数越高表示内化或外化症状越严重。

2.4 数据预处理

个体的rs-fMRI数据使用AFNI和FSL程序进行了标准的预处理流程。这包括脑提取、与MPRAGE数据对齐、头动校正、去尖峰、基于扫描仪默认参数的层间时间校正、对6个头动时间序列及其导数、平均白质和脑脊液时间序列进行多重回归，以及时间带通滤波（0.01–0.1 Hz）。为最小化多中心变异性，执行了6 mm FWHM高斯核的均衡空间平滑。预处理后的数据按平均强度进行缩放，并空间标准化到2 mm各向同性的MNI模板。

2.5 静态和动态FC网络

首先，通过对所有受试者和所有会话（N = 1190）进行空间组独立成分分析（ICA），输出20个成分，在全脑灰质（GM）体素（N = 146100）上表征了组水平FC网络。通过使用外部模板的空间匹配程序，仅保留了与默认模式网络（DMN）、显著性（SAL）网络、背侧注意网络（DAN）、左侧额顶（LFP）网络、右侧额顶（RFP）网络、感觉运动网络（SMN）、视觉（VIS）网络和边缘（LIM）网络相关的成分。对于每位受试者和每次会话，使用双回归方法根据组成分及其时间序列重建了8个静态FC网络。相应的动态FC网络通过整合一个潜在层来表征，该层将每体素的BOLD信号变化建模为静态FC网络时间序列作为二阶自回归高斯过程的函数。每个静态和动态FC网络在所有GM体素上进行了z分数标准化，并进行了阈值化（静态FC, z ≥ +2.3）以进行网络内分析。

2.6 影像统计分析

所有统计分析均在Matlab 2021b中进行。使用Cronbach's alpha来衡量每个子量表的一致性（αbetween）和信度（α within），分别为受试者间方差和受试者内方差与总方差的比值。每个RRS（反刍反应量表）的纵向变化使用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ANCOVA）进行检验，其中包括时间（session 1，session 2）作为受试者内因子，性别和MRI中心作为受试者间混杂因子，以及这些因子与时间之间的所有一阶交互作用，并控制其他两个RRS的纵向变化。当统计显著时，通过事后双侧配对t检验确定会话间的斜率。采用相同的统计模型进行逐体素分析，以评估每个RRS与FC网络之间的纵向协方差，同时考虑其分数的受试者内差异。该分析每次分别考虑一个静态或动态FC网络。当统计显著时，使用事后双侧配对t检验对FC网络z分数和RRS分数的受试者内差异进行斜率确定。统计显著性设定为p < 0.05。多重比较校正包括跨三个RRS的Bonferroni校正（即p < 0.017），以及体素范围阈值（Alphasym p < 0.017，5% FDR，2 mm3 各向同性体素），并对每个功能网络内的所有体素采用序贯拒绝Holm-Bonferroni校正。

2.7 纵向中介分析

中介分析在JMP® Pro 17.0.0中进行，遵循Baron和Kenny的三步骤，前提是初步检验了每个RRS与SDQ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总效应。每个分析将受试者内RRS差异建模为预测变量，受试者内SDQ差异建模为结果变量。然后，对于每个RRS，将影像分析中相关的FC簇（考虑其受试者内平均z分数的差异）建模为中介变量。如果为每个RRS分别发现了多个簇，则进行多重中介分析。通过将每个SDQ量表分数对FC簇及其相关RRS分数进行多重回归来检验中介效应。未考虑潜在或显性的混杂变量。中介分析分别针对静态和动态FC网络独立进行。

3 结果  

3.1 受试者内心理测量变化

RRS和SDQ维度的所有纵向变化报告在表1中。RRS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显示出中等的重测信度，而SDQ维度则兼具高度的一致性和信度。它们均服从正态分布（反思性反刍：峰度 = 3.4，偏度 = 0.1；沉浸性反刍：峰度 = 3.8，偏度 = 0.1；抑郁性反刍：峰度 = 3.6，偏度 = 0.2；内化症状：峰度 = 4.1，偏度 = -0.1；外化症状：峰度 = 3.4，偏度 = -0.1）。当考虑RRS的纵向变化时，反思性反刍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增加[t(594) = 8.1，p < 0.001]，沉浸性反刍有显著减少[t(594) = -4.3，p < 0.0001]，但抑郁性反刍无显著效应[t(594) = -0.2，p = 0.9]。性别与反思性反刍的纵向变化之间无显著交互作用[t(1) = 0，p = 1]，与沉浸性反刍[t(1) = 0.1，p = 0.6]或抑郁性反刍[t(1) = 0.8，p = 0.5]也无显著交互作用。MRI中心与抑郁性反刍的变化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然而，事后检验中纵向MRI中心效应不再显著。反思性反刍与沉浸性反刍的受试者内差异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ρ = 0.58；p < 0.0001），反思性反刍与抑郁性反刍之间（ρ = 0.60；p< 0.0001），以及沉浸性反刍与抑郁性反刍之间（ρ = 0.66；p < 0.0001）也存在显著相关性。当考虑SDQ维度的纵向变化时，内化症状[t(594) = -3.6，p < 0.001]和外化症状[t(594) = -4.6，p < 0.001]均出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减少。性别与内化症状[t(1) = 0.6，p = 0.6]和外化症状[t(1) = 0.2，p = 0.9]的纵向变化之间均无显著交互作用。

3.2 RRS相关的FC网络变化

使用组ICA识别并在每位参与者和每次会话中重建的所有rs-fMRI网络显示在补充材料4中。在DMN、SAL、RFP和LIM网络内发现了RRS与rs-fMRI指标之间的显著协方差（表2）。还对这些变量进行了考虑不等方差的进一步统计评估（补充材料5），但存在的异方差性并未影响这些结果。下文将分别报告每个RRS的结果。

3.2.1 反思性反刍

发现了FC网络与反思性反刍之间的纵向关系，涉及DMN和RFP网络，分别位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中部前额叶皮层。当考虑静态FC时，DMN仅在右侧额内侧回显示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簇。RFP网络在右侧额内侧回和额中回显示两个正相关簇。当考虑动态FC时，发现了这些网络与反思性反刍的额外正相关关系，包括DMN内的后部颞顶叶区域和RFP网络的顶内沟。

3.2.2 沉浸性反刍

发现了功能连接（FC）网络与沉浸性反刍之间的纵向关系，涉及显著性（SAL）网络、边缘（LIM）网络和右侧额顶（RFP）网络。当考虑静态FC时，在SAL网络内的左侧丘脑存在一个显著的负相关簇；在LIM网络内存在两个负相关簇，分别位于右侧眶额内侧回和右侧海马体（并延伸至海马旁回）；在RFP网络的额中回存在一个正相关簇。当考虑动态FC时，仅RFP网络在角回显示出一个单一的正相关簇。

3.2.3 抑郁性反刍

功能连接（FC）网络与抑郁性反刍之间的纵向关系涉及了上述所有四个网络（DMN, SAL, RFP, LIM）。当考虑静态FC时，在DMN和RFP网络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簇，分别位于额中回的吻侧上部和下部。SAL网络在额内侧回上部也显示出一个正相关簇。相反，LIM网络在右侧海马体和左侧尾状核内显示出两个负相关簇。当考虑动态FC时，在DMN的额上回内和RFP网络的额中回及顶下区域存在正相关簇。

3.3 心理健康状态的预测总效应

该研究的中介模型如图1A所示。所有反刍反应量表（RRS）的纵向变化均能显著预测内化和外化SDQ分数的变化（表3）。这些总效应对所有RRS而言均为正向，并且对内化分数的预测效应平均比对外化分数的预测效应强+57%。在各类反刍思维中，反思性反刍的预测效应最弱，而抑郁性反刍的预测效应最强。

3.3.1 静态FC的中介作用

静态FC簇对两个SDQ量表的中介效应总结于补充材料6中。SAL网络在丘脑区域对沉浸性反刍与内化SDQ分数之间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的纵向中介效应（图1B）。未发现任何簇在反思性反刍或抑郁性反刍与内化或外化SDQ分数之间表现出任何统计学上显著的效应。也未发现任何簇对外化SDQ分数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的中介效应。

3.3.2 动态FC的中介作用

动态FC簇对两个SDQ量表的中介效应总结于补充材料7中。默认模式网络（DMN）在额中回上部对反思性反刍与外化SDQ分数之间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同的DMN区域对抑郁性反刍与外化SDQ分数之间也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的中介效应（图1C）。未发现任何簇在反思性反刍与内化SDQ分数之间表现出任何统计学上显著的效应。也未发现任何簇在沉浸性反刍与内化或外化SDQ分数之间表现出任何统计学上显著的间接效应。

图1 主要纵向调解结果。

图2 与头端和眶前额叶皮质功能失衡相关的反刍反应风格：来自静态和动态FC网络的见解。

4 讨论  

这是首个纵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研究，旨在探讨青少年向成人过渡期间反刍思维反应风格（RRSs：反思性反刍、沉浸性反刍、抑郁性反刍）的变化及其与静态和动态功能连接（FC）网络变化的协变关系。此外，该研究评估了这些纵向协变关系对使用优势与困难问卷（SDQ症状：内化、外化）所测症状的中介作用。总体而言，该社区样本显示的反刍思维水平与先前欧洲青少年人群的报告相似，并且其自评SDQ分数处于正常范围。

关于RRSs本身的变化，该研究发现反思性反刍随时间增加，沉浸性反刍减少，而抑郁性反刍保持稳定。此外，这些前瞻性的RRS变化预测了SDQ维度分数的变化，并且依赖于4个静态和2个动态FC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SAL网络内的静态FC在沉浸性反刍与内化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而DMN内的动态FC在其他RRSs与外化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对RRSs的纵向评估表明，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更可能进行反思性反刍而非沉浸性反刍来应对内心的动荡。这在社区样本中并不出乎意料，因为他们的抑制控制能力已发展到足以调节负面情绪。此外，这些发现支持了反思性反刍只要导向适当的问题解决策略，就能在应对学业挑战、不良社会关系或家庭和就业纽带障碍方面发挥适应性作用。相反，与不恰当的反思性反刍相关的抑郁性反刍可能预示着内化症状的激增，正如近期在青春期中段观察到的现象。该研究的纵向中介分析在其总效应中证实了这一假设，表明内化和外化症状的变化与所有RRSs的变化呈正相关，尽管反思性反刍的相关性弱于其他两种RRSs。

RRSs的纵向变化部分解释了rs-fMRI测量指标中发生的变化。当考虑静态FC时，DMN和RFP网络内FC的增加与会话间反思性反刍和抑郁性反刍的增加相关。这两个网络分别在右半球腹内侧和背外侧前额叶区域受到每种反刍思维风格的影响。相比之下，沉浸性反刍仅与RFP网络内额中回FC的增加相关。这一发现证实了RRSs的前瞻性表型可能与特定额叶区域的大尺度静态FC网络的相互作用有关。RFP网络在三种RRSs中的普遍作用可能表明，背外侧前额叶中部区域可能潜藏了向成年期过渡期间精神病理学发病的脆弱性，而腹内侧DMN区域则可能预示着自我意识的有效成长并促进有益的抑制控制。若没有DMN的介入，RFP网络施加的抑制控制可能导致出现沉浸性反刍典型的 perseverative cognition（ perseverative认知）。更糟糕的是，两个网络中背外侧FC的改变可能影响年长青少年以抑郁性反刍回应痛苦事件的方式，表现为抱怨悲伤、疲劳以及在执行简单任务时感到更费力。这些考虑与近期针对抑郁青少年的临床试验结果一致，这些试验表明，聚焦反刍的行为疗法可降低症状复发风险，并减少这两个网络内的静态FC高连接性。

与反思性反刍相反，纵向适应不良的RRSs也与LIM和SAL网络发生协变。一方面，沉浸性反刍和抑郁性反刍都与LIM网络眶前额叶皮层内的静态FC呈负协变。就抑郁性反刍而言，尾状核也受到影响，这与青少年社区样本中抑郁症典型的奖赏缺陷一致。前额叶吻侧和眶部皮层之间这种相反的FC变化可能是由于发育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反思性反刍和沉浸性反刍作为不同的反刍结构出现。为进一步阐明，该研究在图2中展示了这些前额叶区域的推定功能模型。相应地，沉浸性反刍和抑郁性反刍通过SAL网络进行前瞻性区分，SAL网络与前者在间脑结构中呈负协变，而与后者在前额叶呈正相关。LIM和SAL网络内的低连接性解释了适应不良的沉浸性反刍的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改变该习惯的困难。横断面研究早已将SAL网络与青春期青年的沉浸性反刍联系起来，而纵向研究显示其与更广泛的内化症状相关，这些症状可能导致临床青年抑郁症。该研究的纵向中介分析证实，内化症状更可能由沉浸性反刍而非其他RRSs诱发，因为它会受到与情感显著性相关的自下而上神经机制的自动约束。

该研究还调查了反刍思维风格与动态FC网络的纵向耦合变化。这些变化与静态FC网络对反刍特异性的前瞻性结果一致，揭示了时间FC变异的增加与大脑其他区域反刍思维增强相关。然而，动态FC未能前瞻性地在皮质边缘系统中捕捉到RRSs。在向成年期过渡期间，动态FC可能反映了前额叶和顶叶区域的突触回归性消除，或者反映了反刍思维的神经生理成分，例如心率增加和心率变异性降低。后一种假设在该研究的中介分析中得到证实，其中与自我导向重复思维（即反思性反刍、抑郁性反刍）相关的DMN动态活动预测了外化症状的进程。事实上，这些生理特征是焦虑以及负面情绪和适应不良社会行为的常见迹象。

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静态和动态FC并不必然相互排斥，并且这两种测量在发育精神疾病神经影像学背景下都具有相关性。进一步的理论视角、方法学考虑和建议将在以下段落中强调。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在向成年期过渡期间具有前瞻性的多面性。反刍思维风格与FC网络的耦合变化可以根据精神病理学的三网络模型来解读。在向成年期过渡期间，越来越多地采用自我参照和自我聚焦策略意味着DMN和RFP网络之间更强的交叉对话，而以SAL网络为代价，后者主要参与为内在心理事件赋予相关性。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分层灵活性与适应不良（即反思性反刍与沉浸性反刍）的认知表型，还可以分层认知特征与情感和躯体特征（即反思性反刍与抑郁性反刍），前提是腹内侧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之间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角色。

该研究认为，采用ICA方法对于设计临床试验具有若干优势。首先，它允许从BOLD数据中提取rs-fMRI网络，而不必仅仅依赖三网络模型假设。例如，该研究强调了LIM网络对反刍思维的贡献。其次，它不需要预定义的空间先验，这些先验通常是主体不变的，因此对受试者内变异较不敏感。通过这种方式，该方法可以优化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靶点的定位，以实现目标治疗效果。第三，它捕获了完整的大尺度脑网络，包括对噪声更敏感的区域，例如间脑结构。这一特性使该研究能够确定丘脑在沉浸性反刍与内化症状之间的前瞻性中介作用，这可以为未来的试验提供信息，这些试验将沉浸性反刍视为内化状况治疗后复发的筛查工具。

然而，在将这些见解从社区样本推广到临床样本时，应考虑一些局限性。首先，缺乏临床医生评定的RRS测量。纵向多中心设计通常需要在采用自评问卷和更大样本量之间取得折衷，因为让临床医生在多年内多次评估许多个体变得不切实际。虽然自评测量非常适合捕捉主观体验，但反刍思维的直接测量，例如来自出声思维范式的测量，正在rs-fMRI领域兴起，但需要进一步验证。其次，RRS概念评估的是对广泛负面情绪的反刍，对悲伤、对压力和目标达成的反应性或创伤事件后的反刍的特异性有限。因此，未来需要考虑跨多个框架研究反刍。第三，本纵向研究仅进行了两次采样会话，阻碍了实际RRSs轨迹的定义。假设这种情况确实会导致前瞻性敏感度一定程度降低，那么4年的采样频率通过增加了RRSs作为主要终点的价值而得到了平衡。第四，除了中介分析外，还有更复杂的统计方法来探究大脑-认知的因果推断。例如，贝叶斯网络建模对于阐明调节静息态动态FC的神经生理机制正变得特别有意义。例如，可以进行心血管测量来评估自主神经反应的转变是否会影响动态FC网络。然而，心血管测量在多中心方案中因成本、数据管理和监测方面过于挑战而不可用。最后，该研究仅涉及欧洲个体。因此，该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依赖于未来在该地理区域之外的其他独立样本中的重复验证。

总而言之，这项纵向rs-fMRI研究证实了向成年期过渡期间三种反刍思维风格在心理测量学和内在FC网络特异性方面的特点。这个大型社区样本表明，DMN和RFP网络内静态和动态FC的增加与增强的反思性反刍相关，这是一种通常与从负面情绪中恢复韧性相关的反刍风格。相反，SAL和LIM网络内静态FC的减少与增强的沉浸性反刍相关，这是一种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害的脆弱性。这种预后价值在与抑郁性反刍的纵向评估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在抑郁性反刍中，躯体和负面情感症状共存。事实上，抑郁性反刍与皮层和前额叶皮质边缘区域之间失衡加剧有关，这是与青春期内化症状爆发相关的关键发育过程。

该研究得出结论，静态FC网络可以前瞻性地分层这三种反刍思维风格，并且与青少年内化症状的研究相关，而动态FC网络可以解释外化症状。因此，这些反刍思维风格有资格作为药理MRI应用、内化及共病外化症状神经起源研究、或心理治疗调节（如认知行为疗法或正念冥想）的候选表型。

精读分享

研究背景

研究聚焦于青少年向成年期过渡阶段普遍存在的情绪管理困难与反刍思维问题。反刍思维作为一种持续关注负面内容的认知过程，不仅会延长抑郁情绪、引发焦虑和物质滥用等共病行为，更被视为内化及外化精神症状的关键跨诊断风险标志。由于反刍思维具有多维度表现特征，其三种主要反应风格（反思性沉思、沉浸性沉思和抑郁性沉思）在认知机制和临床症状上存在显著异质性，然而目前对其在青少年向成年转变过程中的神经基础与演化规律仍知之甚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为揭示反刍思维的大脑网络机制提供了重要途径，能够通过静态和动态功能连接分析捕捉大脑自发活动特征与反刍状态的内在关联。本研究旨在通过纵向设计，系统探讨三种反刍反应风格在发展过程中的多面性表现、与其相关的大脑功能网络协变模式，以及这些神经机制在精神症状演变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方法

研究基于IMAGEN多中心纵向研究项目的样本数据，选取了595名青少年参与者（女性占59%），在其18岁（第一次session）和22岁（第二次session）时分别进行了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扫描及心理行为评估。心理评估主要包括反刍思维量表（RRS）和强度与困难问卷（SDQ），分别用于评估反刍思维（分为反思性、沉浸性和抑郁性三个子维度）以及内化和外化症状。影像数据经过标准的预处理流程，包括头动校正、去噪、滤波和空间标准化。通过组独立成分分析（ICA）识别出8个静息态功能网络，并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功能连接（FC）网络。统计分析在Matlab环境中进行，采用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ANCOVA）检验反刍思维的纵向变化及其与FC网络的关联，控制性别和扫描中心等混杂因素，并进行多重比较校正。此外，还进行了纵向中介分析（使用Baron和Kenny方法），以考察FC在反刍思维与行为症状（SDQ）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分析在JMP Pro软件中完成。

批判性思考与展望

本文的创新性在于首次采用纵向设计探讨了成年过渡期三种反刍思维与静动态功能网络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分别中介内化与外化症状的特异性路径。然而，该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性：依赖自评量表可能引入主观偏差，仅两次测量点限制了轨迹建模的精确性，样本局限于欧洲人群也影响了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整合多维度客观测量（如语音分析、生理指标），增加随访频次以捕捉非线性变化，并在跨文化样本中验证当前发现，从而更全面揭示反刍思维的神经机制及其临床应用潜力。

结论

参考文献

Marchitelli, R., Paillère Martinot, ML., Trouvé, A. et al. Coupled changes between ruminating thoughts and resting-state brain networks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to adulthood. Mol Psychiatry (2024).

解读：曹修齐

审核：吴金颖